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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卫东一听，心里很生气，你这不是应付我吗！但公安局长是省公安厅系统的人，垂直管理，乌纱帽的决定权在省公安厅厅长的手里，不在市长和市委书记手里。要是换了一般的市直机关的局长，石卫东肯定会找个借口，就把他的乌纱帽摘掉了，但对这些省公安厅任命的公安局长，他就是不喜欢，一般情况下也没有什么办法。
黑社会很嚣张，后来干脆给石卫东寄来一封恐吓信，里面还放了一颗五四手枪的子弹，警告石卫东，不要多管闲事，当你的太平官，发的你财好了，不然耽误了我们兄弟发财，到时候杀你全家。
石卫东接了这封恐吓信，把它立即交给公安局去查，说是一定要查出是谁写的。结果半年过去了，市公安局答复说：“没办法，差不出来是谁写的。”
从哪个时候，石卫东就知道了黑社会的厉害，最后他也泄气了，干脆不惹那些黑社会了，大家井水不犯河水，我当我的天平官，你捞你们的银子。
后来那些搞房地产开发的老板，请他吃饭的时候，还特意叫上在当地非常有影响的黑社会头子，出来和他见面，过来向他敬酒。
现在这个年头，搞房地产开发，避免不了要和黑社会打交道，碰到难缠的被拆迁户，他们就是不配合拆迁，耽误你的工期，怎么办？只能花钱找黑社会，他们的效率最高，打玻璃，砸门，砍砍杀杀，老百姓不怕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你磨破嘴皮子，还不如请黑社会的人员夜里到这里转几圈，所以，现在的黑社会很吃香，老板要用，有时候地方的政府部门也要用。因为他们出手狠，效率高，老百姓都怕。要命还是要钱，大家还是都明白的。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会有黑社会？产生黑社会的土壤是什么？
石卫东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他小时候，中国根本就没有黑社会，黑社会都被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消灭了。什么土匪、妓女、黑社会，那个时候想找你都找不到，甚至小偷小摸的人都很少，大家都得遵纪守法，你干了什么违法的事情，周围的群众马上就有人站出来，批评你，警告你，大家觉悟都高得很，整个社会风清气正，干部不敢贪污，还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那还得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虚心接受群众的监督，夹着尾巴做人。群众就是批评错了，也得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当官的不敢欺负老百姓，老百姓敢于监督当官的。
石卫东的父亲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是县化肥厂的厂长，厂里有上千职工，有一次，他把自己的小姨子提拔做了厂财务科的副科长，就有人到县革委会告他，说他任人唯亲。县革委会主任马上派人到厂里调查，认为群众所反映的情况属实，马上亲自带人到化肥厂召开全厂干部职工大会，要求石厂长向反映问题的职工诚恳地道歉，并当众宣布免去石厂长的小姨子财务科副科长的职务。石厂长公开向全体职工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向举报自己问题的职工三鞠躬，当时全场掌声雷动。那个时候，工人阶级才真正是工厂的主人翁，地位多高！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就是那样体现出来的。
所以，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里，消灭了私有制，黑社会从根本上没有了存活的基础。中国在建国以后的短短几年，就基本上消灭了存在几千年的土匪、妓女、黑社会，并保持了二十多年，没有让这些东西死灰复燃。那个时候，中国人不知道什么是防盗门、防盗窗，家家户户甚至连门锁都用不上，妇女晚上上夜班，根本不用担心有人会绑架、强奸、耍流氓。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开搞”的时代，似乎是一夜之间，什么都卷土重来了。小偷遍地，黑社会如雨后春笋，卖淫嫖娼的到处都是，整个社会风气为之一变，笑贫不笑娼。城市里的街道两边，到处是桑拿店、按摩屋，甚至在一些学校、幼儿园的大门口两边，光天化日之下，就有穿着很少，不断地向路人抛媚眼的按摩女。这些按摩女的背后，很可能都有黑社会的人员在控制。
所以说，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允许人人经商办企业，有些人为了追求暴富，就不可避免地要组织黑社会，只有那样，才能迅速暴富。同时，一大片无业的游民，无疑是最好的黑社会的马仔和打手。几千年来，中国从来就没有完全消灭过土匪和黑社会，除了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就是这个道理。有私有制的存在，就必然有黑社会的存在。中国是这个道理，外国也是这个道理。放眼世界，美国有黑社会的“教父”，意大利有“黑手党”，日本有“山口组”，墨西哥的黑帮更是猖狂，可以暗杀州长和内阁的部长。
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黑社会产生的土壤，就是经济私有化。在当前的大环境里，要想从根本上消灭黑社会，这个根本做不到。
那怎么样对付黑社会呢？不打击是不行了，因为王一鸣已经说了，要他石卫东打击黑社会，要不然全省人民要骂他王一鸣的娘，到时候王一鸣就会骂他石卫东的娘。你坐了这个省公安厅厅长的位子，就要有所作为，混日子是不行的。张铁成不是想混日子吗，结果被人大常委们赶下去了，很丢脸的。
石卫东想到这里就有些头疼，他不是公安厅系统出身的干部，对这个行业不太了解，他是领导秘书出身，官场上一些潜规则，他懂。但公安系统的水到底有多深，他不完全清楚。
最近这十几年，省公安厅经历了这样几个人的时代，牛振海时代，白志强时代，张铁成时代。影响最大的肯定是牛振海。他做了五年的公安厅长，最后升了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是目前西江省政法系统的最高领导。
接牛振海担任厅长的是白志强，当了四年厅长，结果得癌症死了。
张铁成从郁江市委书记的位子上，临危受命，被任命为公安厅长，刚干了三年多，结果这一次选举被选掉了。
省公安厅是大厅，厅长管着全省十个市的局长的提名，三万多警察队伍，还兼着省武警总队的第一政委，这是和平时期一个省最大的一只武装力量。
有权力是好事情，但是，有时候也是坏事情，石卫东想，自己现在就是想当天平官，也不可能了。历史已经把他推到这个位子上，不做出些成绩来，一是对不起全省人民，尸位素餐，老百姓是要骂娘的。第二，王一鸣那里没办法交待，因为他知道，王一鸣是有事业心的，是想真正干些事情的。
西江省的大环境就是这样，经济发展短期内不可能赶超东北沿海发达地区，长期位居中下游，是不争的事实。
老百姓的收入在短期内，不可能有一个很大的提高。财政的蛋糕就那么大，要投资，要建设，还要兼顾民生、稳定，他王一鸣也不会有什么立竿见影的办法。只能是继续原来的路径，招商引资，搞几个大项目，增加些税收，把GDP的数字做得好看些。
要想出政绩，唯一的办法就是打黑除恶，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些，社会治安搞稳定些，老百姓的安全感增强些。此外再美化美化环境，整顿一下机关干部的工作作风，抓几个贪官污吏，给老百姓消消气，就可以了。换自己当了省委书记，也只能是这样做。因为有些事情你一个省委书记根本没办法做，你没有那个权力，也没有那个影响力，因为决策权根本就不在你手里。
石卫东当然知道，老百姓现在最希望的是，物价不要再涨了，工资相比着物价，增加的幅度太小太小了。尤其是企业的员工，退了休的，现在一个月才一千块钱左右，在当前物价年年上涨的情况下，吃菜都成问题，别说吃肉了。有病了更是看不起。物价涨，房价涨，就是老百姓的收入不涨，人民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难，许多人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最根本的问题是中国出了一个卖国的精英集团。他们把中国搞成了“中美国”。什么是“中美国”呢？石卫东在网上看过一篇东西，是一个美国教授发明的，他说：“我是用这个词来描述中国加美国这样一种中美关系。一个国家负责出口，另一个国家负责进口，一个国家负责花钱，另一个国家负责储蓄。美国通过这种模式，实现了美国经济的腾飞。但是多年如此消费后，美国现今实在无力支撑这种消费模式了。中国和美国就像一个婚姻，但这种婚姻是幻觉，是不能持续的，如果长期只让你存钱他花钱，这种婚姻是持续不下去的。美国现在付不起钱却继续从中国进口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中国政府也对美元表示非常的担忧。”
在目前的全球化分工中，中国负责生产东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负责印刷钞票。中国用实体财富，换取他们花花绿绿的票子；他们用花花绿绿的票子，换取中国生产的物品。最后东西用完了，中国得到的花花绿绿的票子，还被他们以购买国债的形式回收过去，继续借给企业，到中国来买东西。循环往复，以至无穷。中国国内的东西越来越少，投放的人民币越来越多，物价越调控越涨，人民币在老百姓的手上越来越毛，人心惶惶，不知道自己的未来还有没有什么保障。中国老百姓用血汗创造的财富，就这样源源不断地流向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结果就是美国人两三年家庭收入就能买一套住房，而中国一套住房要耗费三代人储蓄。为了鼓励和维持这个差别，美国把一系列大奖额外颁发发给了中国的个别官员，鼓励他们为美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现在的中国人按收入比来说，住着世界上最贵的房子，拿着世界上最少的工资，开着世界上最贵的车，用着世界上最贵的油，打着世界上最花钱的手机，吃着世界上最毒的食品，而且连续八年保持着世界自杀率第一，同时还是精神病患者最多的国家。
石卫东了解到，改革开放以前，人民币的发行数量基本是和粮、棉、工业品挂钩。也就是说收成好了就多印点钞票，收成不好就回收点钞票，总之印钞的数量和物品大致相当，因此物价基本稳定，几十年不变。当时，食用盐的价格每斤上涨了一分钱，周总理都要亲自过问呢！老百姓哪听说过什么“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个词。而且最主要的是，人民币印多少我们自己国家说了算。而现在，是美国人说了算。中国人民银行事实上成了美联储的一个下属机构。这些事情，他王一鸣即使是省委书记，有权力管吗？！
这些大事情管不了，老百姓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一样也解决不了。所以说，根子还在上面，在大领导那里。中国的事情，出问题就在上层，老百姓该清醒清醒了。
石卫东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黑社会在当前的条件下是消灭不完的。列宁曾经说：“小生产者每时每刻都在产生新的资产阶级。”换句话说，中国在目前的环境下，每时每刻都在产生新的黑社会。只不过中国目前的黑社会还都发展在初级和中级阶段，由于国家的性质和历史的传统，在中国社会树大招风，黑社会一旦做大，影响到了政权的稳定，那等待它的命运就是灭亡了，想发展到解放前上海滩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那样的层次，可以左右一个地方上的商业经营、税收、社会治安，甚至连蒋介石清洗共产党都要请求他们协助，基本上可以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方向了，在目前的情况下还是不可能的。
如今的黑社会，大部分都是以村霸、市霸、路霸、矿霸、菜霸的面目出现，他们各霸一方，组织一个团伙，划分出自己的势力范围，以强买强卖、定期收取保护费的形式谋取商业利益。
少部分已经完成资本积累的，成了有相当地位的商人，他们都以合法的身份出现，有自己的公司和产业，他们还时不时地以成功的商人和慈善家的面目出现，成了当地的名人和有重要影响的人物。这些人还会通过结交当地官员，寻找保护伞，有些人还会披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合法外衣，谋取更大的政治影响力。
老百姓天天能够感受得到的、最不满意的，就是这两个层次的黑社会，他们为了利益，整天打打杀杀，草菅人命，干了好多伤天害理的事情，老百姓被打了，被砍伤了，打官司怕引来黑社会更大的报复，只能是忍气吞声，把一腔怨言都对着党和政府发来了，埋怨现在的社会没有天理，不怕黑社会，就怕社会黑。
村霸在中国到底猖獗到什么程度，七八年前发生的一件事，石卫东至今记忆犹新。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石卫东在东城市当市委副书记、市长，在东城市下面的一个县，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在远离县城的一个小山村，住着上百户人家，那里的村支书姓程，叫程海涛，这程海涛在当地是一个恶霸，他前几年曾经因为在村子里强奸村民被告发，被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期两年执行。其实判决之后他立即就被释放了。当然，他的家人为此没少花钱。做了恶并没有受到严厉的惩罚，这让程海涛在村里更加嚣张，动不动就是一句话：“法院算什么？老子是强奸妇女了，但是照样没有坐一天牢就出来了！那里有老子的人。”
他有八个儿子，个个年轻力壮，都是打架的好手。程海涛虽然已经五十多岁了，还在缓刑期，乡里的党委书记和乡长知道在附近他是最有影响的人，于是违反程序，任命他当了村里的党支部书记。周围五六个村子，上千户人家，都归这个乡里的恶霸管。
那个时候，由于县里的财政紧张，基层政府对农民的摊牌和各种苛捐杂税特别多，多到什么程度呢？各种收费项目和罚款有一百七十多种。农民每个人也就是一亩多的耕地，除去化肥、农药、种子、耕地、收割的费用，一年到头，累死累活，碰到风调雨顺的年头，还可以有一百两百的收入。碰到旱灾、水灾、风灾、虫灾，收成不好，甚至是颗粒无收，但是各种苛捐杂税却没有少，甚至层层加码，让农民简直是没办法活下去。
农民软抵硬抗，就是不交款交粮，怎么办？到了乡镇这一级的领导，为了完成上面的任务，也为了自己的乌纱帽，就开始倚重村里的一些强人、能人，让他们出面，为县里、乡里筹款，抓人。程海涛就这样从一个农村的强人，转变成了拥有基层公共权力和世俗权力的恶霸。他可以打着合法的名义，为自己谋取私利。在村里称王称霸，在这里，他就成了天王老子，自己制定规矩，村民们只能是任人宰割。粮食他说收多少就是多少，村民盖了房子，他收五百块，说是建房款。杀头猪，他收屠宰税50元。买一辆手扶拖拉机，他收一百元，说是农机购置税。在这里他成了一个独立王国的国王，拥有独立的课税权力。
当地村民不堪他的压迫和剥削，就选了十二个村民代表，大家凑钱，让他们到乡里、县里告状。乡里的乡长和书记都是程海涛的哥们，他们年年从他手里是落了好处的，自然口头上答应准备到村里派人清查账目，把村民们哄回去，这边很快就派人给程海涛送信，说是谁谁到乡里告你了，要程海涛提防些。
程海涛一接到消息，就在村子里破口大骂，说：“操他妈的，谁敢跟我过不去，我让你们见阎王，到时候你们不要后悔！”
他几个儿子也在村子里纷纷放风说：“这个村里有人活得不耐烦了，想找死了。”
村民代表们等了几天，乡里没有任何动静，相反，还多次受到程海涛和他家人的威胁、谩骂，大家一看，找乡里的干部是不管用了，他们都是穿一条裤子的。于是，在一个黎明，大家悄悄地出村，像是地下党一样，进城到了县委，堵住县委大院的门口，说是要见县委书记，反映问题。
县委书记纪健康刚调来这个县没有几个月，还不了解这个县的情况，于是就在会议室里会见了这十二个村民代表，答应他们马上就会派人下去，会同乡里的干部，组成工作组，到村里调查情况。
村民代表们觉得这个县委书记还不错，没有推脱，于是就觉得不再往上上访，在家里等消息。当天下午大家就坐车回到了村里。
没想到刚过了两天，村民到县里告状的事情就传到程海涛的耳朵里，他一下子就杀心顿起，悄悄地把八个儿子召集起来，说：“现在这些人不听警告，已经告到县里了，县委书记说了，要派出调查组到我们村子里摸清情况。他们要是摸清情况了，还有我的好吗？！我不能去再坐监狱了。现在我们和他们，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我的意思是，我们要做就做得干干净净的，把这十几个村民代表杀光，看今后谁还敢跟我们作对！”
他几个儿子看父亲这样决定了，他们都是父亲的打手，贯彻父亲的指示一贯说一不二。于是就分头去准备武器。
早上七点，他们先到一个领头的村民家里，那个村民五十多岁，叫张志清，正在和儿子、老婆坐在饭桌前准备吃饭。
程海涛带着自己的八个儿子，前呼后拥地进了他们家的院子。
张志清一看就知道他们来者不善，于是站起来，说：“大清早的，你们到我的院子里，到底想干什么？有话好好说，不能动武！”
程海涛说：“你妈的B，你装得还挺像，我问你，为什么到县里告我？”
张志清说：“大家选我做代表，我不能不去啊！”
程海涛说：“你是想找死吗？！”回头对自己的几个儿子说：“给我打，把他弄死算了！”
他几个儿子就各自拿着家伙，冲张志清围上来，棍棒交加，把张志清打倒在地。张志清也是身高一米七八的汉子，长期干庄稼活，练出了一身的力气，于是拼命挣脱他们的包围，冲到院子里的角落，随手抓起两块红砖说：“你们谁也不要上来，谁上来我就不客气了。”
张志清的老伴也从厨房里拿着一把菜刀出来，挥舞着说：“再打，我们就拼命了。”
程海涛一看，一时间赚不到什么便宜，于是就边骂边离开了，说：“张志清，你如果有种，就出来，我们找人评评理去。”
这个时候，他们家的吵闹声早已经惊动了其他的十一个村民代表，原来大家约定好了，程海涛到谁家找事，其他的人一定要立即赶过去。他们各自跑着，到了张志清家的大门外。
张志清一看，其他的人都赶过来了，于是就放松了警惕，放下手中的砖头，走了出来，对程海涛说：“你不要欺人太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作恶太多了，小心调查组下来，你还会进监狱的。”
程海涛一听更气了，对几个儿子说：“给我上，弄死他们。正好都来了，你们一个一个地收拾，最好是一个不留。”
他的几个儿子立即就掏出身上的尖刀，向张志清捅过去，张志清猝不及防，立即就倒在了血泊中。
几个村民代表来救张志清，也被一个一个捅倒在地，短短的几分钟时间，就出现了五死一伤。
其他的人赶紧奔逃，报警的报警，躲藏的躲藏。
一个小时之后，接到报警的县武警中队派人封锁了整个村子，把程海涛和他的八个儿子全部抓住了。
村民代表因为向上反映问题，就被村里的恶霸杀死五人、重伤一人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全县，老百姓纷纷义愤填膺，他们很快就聚集起来几千人，向县委大院出发，堵塞了整个县城的主要街道。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纪健康意识到，一场风暴正向自己袭来。这个时候，为了自己的乌纱帽，他选择了避重就轻，安排县公安局局长，要把这个事件定性为一场乡间的打架斗殴。不能牵涉到农民负担重，地方政府横征暴敛等事实。县电视台和电台也播出了消息，说是此次事件是由于村民之间长期有矛盾，打架斗殴引起的恶性案件。让村民们不要听信谣言，围攻县委、县政府大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