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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谍这最古老的行业，在冷战时期，演绎得如火如荼，到了高潮。
情报人员，即间谍，也就是专门被雇来做这种事的人。
他代表军队、警察或情报机构里面其中一员。他们专门去收集、融合和分析取回来的情报，以方便给政府提供对策。
大体来说，情报人员往往会潜入对方的国家，然后收集和运行情报。这就成为了他们自己国家的间谍。人们称这类间谍为“鼹鼠”（mole）或“投诚者”（defector）。
冷战已经一去不复返，但是两国之间暗战不断的无间道风云，一直都是令人回味的传奇。
八十年代中期某日，一个庞大的集装箱经过海路，准备通过S国远东港口纳霍德卡运达欧洲。
正是由于这个集装箱大得有些离谱，一开始就被神秘的S国人员暗中监视着。KGB特工在集装箱抵达纳霍德卡口岸的第一时间就将其围住，并下令任何人不得靠近。
特工长官发现上面的物品都是“陶罐”，报关单上写着来自R国，销往西D，而收货者是在汉堡一位名叫“格雷萨特”的餐馆老板。
但是，特工长官还是喊了一声：“搜！”KGB特工们立即围了上来，撬开集装箱的货舱门。
出现在眼前的是一面由纸盒子砌成的墙。S国特工将一个个纸盒从集装箱中搬出。搜查进行到箱体近一半长度时，他们发现纸盒之间似乎夹着什么别的东西，一检查，才知道是一台闪烁着大量指示灯的精密仪器。
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电子侦察设备，可以自动侦测和分析各种频率电磁波，对战略核武器的频段反应极其灵敏。
如果KGB没侦破这一窃听案，让这一“电子间谍”从S国远东一直运到西D，那么，部署在亚洲北部的庞大核武库或许就无密可保了。
同一年，M国也侦破了来自S国的窃听器。
M方人员发现M国驻S国大使馆的墙内藏有窃听装置，怀疑是KGB所为，于是将楼层拆毁重建。但是，竣工后M方人员用精密仪器扫描，又发现使馆内的装饰物和油画内部都藏有窃听器，无奈只能采用完全阻隔电子信号的特殊材料，在使馆内安置一个小型会议室，M国如此反应，只因KSB特工无孔不入。
但实际上，同样在80年代，M国FBI也曾挖掘秘密地道通往S国驻M国大使馆，秘道入口设于使馆附近一间房屋，M国特工在地道上安装监听仪器，以窃听使馆内的S国人的对话和电子通讯内容。
不过，窃听进程很快就被S方识破，但S方隐瞒自己的发现，故意泄漏虚假资讯让M国截取。
而向S国告密的人就是被称为“双重间谍”、替S国当间谍的M国联邦密探——哈森，M国同行称他的经历可以写成一部“间谍百科全书”。
七十年代初期，哈森加入了芝佳哥警察局的一个反贪特别小组，担任调查员和监视警官。5年后，哈森加入FBI。由于在大学曾学习E语，他在FBI很快就获得升职，专门负责间谍和反间谍行动。
八十年代中期，他被派往FBI的纽腰分局。两年后，他升任S国部门副主任。由于职务关系，他能够接触M国对S国谍报工作的全盘资料。
哈森同时还能够接触几乎所有的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及其他情报机构的反情报文件。M国人形容他“能翻M国的家底”。
一年后，哈森背叛M国，成为一名S国间谍。这样的转变，除了S国方面的原因之外，也因为哈森向往间谍的变幻莫测，而且他十分仰慕一位著名的SY双重间谍——菲尔必。与S国合作6个月之后，他曾在写给KGB的信中说，他为KGB服务并不是为了钱，“太多钱反而麻烦，花不了，储蓄也不合算。我14岁看了菲尔必的回忆录后，便下决心走双重间谍这条路。”
哈曾说过：“没任何东西是永恒的”，他说这句话之后不久，他所效力的S国就崩溃了。如今，S国已经解体了9年，但是，目前已经一分为二的“KGB”依然和M国进行着间谍战，哈森就从一名S国的特工变成一名E国的特工，直到后来被M国逮捕。
这最古老的行业，随冷战结束似乎没落了，但在两岸，因意识形态对立增强，反更形活络。
今年4月，T岛间谍王家耀在大陆被捕后，供出了条‘大鱼’，叫李营乾，是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副部长的秘书。
虽然是副团职，但是，因为他深得副部长的信任，副部长经手的一些机密文档，都是他协助处理的，接触的密级层次高。
T军情局给付月薪3500美元。
在捉获王家耀后，最终侦破这起中国建国以来最重大的军方间谍案。
后来王家耀供称，仅他一人，送给李营乾的金钱就达50余万美元。
经审讯，李营乾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后被军事法院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执行死刑，其余涉案人员也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至东窗事发被判处死刑，李营乾从事间谍活动达7年之久。7年间，向T方提供大量重要情报。
秘密审判处决引起大陆军方的震动，也严重破坏了T方渗透中国军方的力量。
据透露，对李营乾的策反是T方“国防部军事情报局”最重要的项目，代号“中兴项目”。
李营乾原为总后勤部军械部副部长的秘书。
据称他于九十年代初期由一位赵姓“台商”发展，加入T方“军情局”。
李营乾被T方策反后，提供了大陆大量的重要军事情报，尤其是三年前T岛“总统”大选期间大陆军事演习的情况。包括演习的总体安排，一旦奏效后的方案处置，共有十八种的情况设想及处置预案，全部出卖给了T方。
他文革时期参军入党，后勤学院毕业，长期负责军械采购和产制，常出席各军总部重要工作会议，接触各种极机密资料。而且军中人脉甚广。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因经济问题而受到处分，丧失了晋升的良机，因此对高层极为不满。
被发展后，T方告知了李的待遇、联络方式、重点工作。月薪是每月叁千五百美金，工作奖金另发，每批情报少则四十万元，多则百万元以上，并代为转存于海外银行专户。
退休后由军情局照顾生活及福利，并依个人意愿安排至国外或T岛居住。
参加情报工作后，李营乾态度积极，表现优异。例如，我国新购SU-27战机后，李立即提供了驻地，导弹放置地及维修厂等地详情，另外，他也提供过我军应急机动作战部队番号、驻地及军演状况。
五年前，军情局再度派出代表密晤李营乾，主要任务是希望再上一层楼，建立更高阶的网络，收集我国对T作战纲要及预警情报。
但是，这次T代表入境时被羊城国安局的人盯上，一路尾随。
T方代表多次改换地点，但仍无法摆脱，只好冒险与李见面，幸好安全局因人手不足，未立即跟进。双方短暂交换意见立即分手。
当晚T方代表不经意放出次日将下乡游览的讯息，但隔天一大早却直奔羊城车站，摆脱盯哨，快速离开大陆。
整个过程宛如《007》电影，为何没有马上逮捕T方代表，主要是想抓大鱼，知道大陆主角是何许人，可惜李营乾并未被发现。
事后T方秘密调查，发现出卖这次行动，竟然是港岛站的专员刘子浩，他是大陆情报部门打入T方的情报人员。
大陆安全部门，正是在付出了一名内线的代价下，经过三年的逐个排查与甄别，并设局将潜入的T方间谍王家耀诱捕，才最终揪出了潜伏七年的李营乾的。
这次行动，李营乾提供了二十件重要情报，并包括一份可试图策反的将领名单，李营乾表示，如果没有安全部门的盯哨，甚至可安排T方代表到京城会见一位高层将领。
而从上到下的警示教育，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开展的。
李营乾等人的堕落，可惜、可恨，其结局可悲、可叹，其教训令人警觉、深省。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
通过警示教育，剖析李营乾等人的人生轨迹，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在重要部门、重要岗位工作的各级领导干部应该从中得到既沉重又非常深刻的启示。
从而真正从思想上、行动上践行“三个代表”的要求，带领部队圆满完成各项使命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