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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极即位后，为了打破明朝东联朝鲜，西结蒙古，对后金所构成的包围圈，决定“先抢江东(指朝鲜)，以除根本之忧，次犯山海关、宁远等城”[40]。因此，当明使李喇嘛一行抵达沈阳，他明知是来察看虚实，但仍以礼相待，表示和好，由于后金“将讨朝鲜，欲因此阻其兵，得一意南下”[41]。所以，十一月十六日，皇太极派方吉纳、温塔石等人随李喇嘛同往宁远，致书袁崇焕说:“尔停息干戈。遣李喇嘛来吊丧，并贺新君即位。尔循聘问之常，我岂有他意，既以礼来，当以礼往，故遣官致谢。至两国和好之事，前皇考往宁远时，曾致玺书与尔，令汝转达，至今尚未回答。汝主如答前书，欲两国和好，我当览书词以复之。两国通好，诚信为先，尔须实吐衷情，勿事支饰也”[42].
宁远大战后，袁崇焕认识到后金的军事力量仍很强大，必然要兴兵再犯，以报前仇。因此，他提出了“守为正着，战为奇着，款为旁着，以实不以虚，一以渐不以骤”[43]的战略。当袁崇焕收到皇太极求和的来书后，正符合他“款为旁着”，以议和为手段，作为缓兵之计，乘机修城筑堡，屯田练兵，重建宁锦防线之策。但是，他知道议和一事关系重大，必须慎重行事，何况自己只是一名小小的边官，所以他不拒绝后金的议和，却以书中大金国与大明国并写，不便入奏为由，仍付方吉纳、温塔石带回，以观事态的发展。
天启七年(1627)一月八日，皇太极命大贝勒阿敏等人，率领三万大军入侵朝鲜。他为了防止袁崇焕起兵援朝，进攻沈阳，于是就在出征的同一天，派方吉纳、温塔石赴宁远，致书袁崇焕请求议和，书曰:
“今尔若以我为是，欲修两国之好，当以黄金十万，白金百万.缎匹百万，布匹千万相馈，以为和好之礼。既和之后，两国往来通使，每岁我国以东珠十，貂皮千，人参千肋遗尔。尔国以黄金一万，白金十万，缎匹十万，布匹三十万报我.两国诚如约馈遗，以修盟好，则当誓诸天地，永久勿愉”
袁崇焕立即将后金求和报告明廷，他上疏称:“夷使方金纳(即方吉纳)九人特来讲话，随诘来夷，何故起兵……又投递汉文夷察，将向时皇帝二字改汗字，如虎酋之称，而仍彼伪号.然既差人求款伪号安得犹存，……令易年号，尊奉正朔”
明廷对后金求和十分重视，明熹宗朱由校认为袁崇焕处理“奴使求款，应之有权，战守可恃，操纵合宜”。同时又提出议和条件是:
“然而十年茶毒，奴罪已深，一旦输情听信匪易，侵地当谕令还.叛人当谕令献.当不止去僭号，奉正朔。一纸夷书，数字改换，便可释憾消疑也”。
袁崇焕看出明金议和条件差距甚大，双方皆无议和诚意，都把议和作为缓兵手段。尽管如此，袁崇焕仍打着议和的旗号，他想利用议和时机，企图修复锦州、中左、大凌河三城，所谓“乘敌有事江东，姑以和之说缓之。敌知，则三城已完，战守又在关门四百里外，金汤益固矣”。
三月五日，袁崇焕派杜明忠等三人，前往沈阳，带去他和李喇嘛书各一封，希望“息止刀兵”。此时后金已战败朝鲜，两国结为兄弟之盟，解除了后顾之忧。于是四月八日，皇太极命明使杜明忠等人回宁远，带回他给袁崇焕和李喇嘛的复书。他在答袁崇焕书中，坚持“以我为是”，索取偿金岁币，业且要求修正国书格式，他说:“我揆以义，酌以礼，书中将尔明国皇帝下天一字书，我下尔明国皇帝一字书，尔明国诸臣下我一字书，已为允协，以后尔凡有书来，当照此书写”[50]。
值得注意的是，这天皇太极又给袁崇焕致一书，书称:“若果两国议和，先须分定疆域，以何地为尔国界，何地为我国界，各自料理。今尔遣使议和，又修葺城垣，僭图侵逼，……不愿太平而愿争战，恐非善事”[51]。这里所谓“分定疆域”，就是山海关以内归明，辽河以东归金，而宁锦一带不得设防，成为中间地带。袁崇焕认为明金分定国界，事关重大，另外还要向后金纳偿金及岁一币，因此拒绝接受，所以议和谈判宣告破裂。
五月六日，皇太极以明人于锦州、大凌河、小凌河筑城屯田，没有议和诚意为由，‘实际上是怕袁崇焕重建宁锦防线，威胁后金一安全，故率领五万大军攻明。当时守卫锦州的明总兵赵率教、监军太监纪用等人，闻知后金兵来攻，便把临近城堡的守军和粮草皆迁至锦州城内，实行坚壁清野。十一日，皇太极率军抵达锦州，遂围其城，见明军有备，即遣使劝降。十二日晨，赵率教、纪用“欲一缓师以待救”[52]，派人赴金营议和。皇太极盛气怒目说:“此我家地方，尔等在此修城何为”[53]并遣两人随至，带来致赵、纪二.人书，书曰:
“今董率三军，亲至城下，尔等坐困孤城，外援莫至，将待势穷力屈，俯首就戮耶，抑事识机先束身归命耶，夫讲信修睦，共享太平。岂不甚美。……今或以城降，或以礼议和，惟尔两太监酌而行之耳”。
赵率教对来使答复说:“城可攻，不可说也”[54]。因此，皇太极下令“分兵两路，轮番交攻西北二面”。赵率教等人，率领全城将士英勇奋战，“并力射打，炮火矢石交下如雨，自辰至戌，打死敌尸填塞满地。至夜，拖抬死尸，退兵五里，西南下营”。
皇太极攻城受阻后，一面派人回沈阳调兵，一面继续围攻锦州。
袁崇焕看到锦州被围，许多部将要求出一援，他认为“宁远兵不可动”。，不然“正堕其计”[56]，故请求朝廷另“发奇兵逼之”[57]。明廷接受他的意见，从山海关等地调兵援锦，袁崇焕为了增强锦州军民守城的信心和决心，派人致书赵率教、纪用等人，告知明廷援锦的大概计划，“内有调集水师援兵六、七万，将至山海。蓟州、宣府兵亦至。前屯、沙河、中后所兵俱至宁远、各处蒙古兵已至台搂山。……锦州城中火器俱备，兵马甚多，如加意防守，何能攻克”[58]。此书不慎被后金兵截取，皇太极从中得知明廷派兵解救锦州之围情况，他考虑锦州城坚兵盛，一时不易攻破，明援兵抵达，更难取胜，况且这次伐明的主要攻打目标是宁远，而不是锦州。所以改变了战略，二十五日，当后金的沈阳援兵到达后，二十七日，只留下少数人马监视锦州，而亲统大军进攻宁远。
二十八日黎明，后金兵驰至宁远北岗。袁崇焕已有准备，沉着应战，命监军刘应坤、副使毕自肃“督将士登啤守，列营壕内，用炮距击”[59]。而总兵满桂从山海关率领一万援兵在城东列阵助守，命总兵孙祖寿、副将许定国于西门扎营，令副将尤世威严整火器，以备迎战。皇太极发现后金兵的先锋部队已逼近城垣，难以尽力纵击，于是下令后撤，企图引诱明军出战，一举歼灭，可是明军按兵不前。他见此计不成，欲率军攻城，这时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大贝勒，对一年前先汗□□哈赤兵败宁远，记忆犹新，“皆以距城近，不可攻，愿上勿进，劝甚力”。皇太极说:“昔皇考□□，攻宁远不克，今我攻锦州又未克，仍此野战之兵，尚不能胜，其何以张我国威耶!”[60]因此，他不听劝阻，亲自率军攻城，于是诸贝勒只好随之进击。
宁远城外的明军奋力抗击，阻止后金兵攻城，明车营都司李春华等，用“红夷”，“木龙虎”，“灭虏”等火器，“齐力攻打”，后金兵死伤“约有数千，尸横满地”[61]。接着满桂、尤世威等也率领步骑冲杀上来，双方战斗更为激烈，满桂身中数箭，尤世威的坐骑被射伤。后金兵在扳车厚盾的掩护下不断攻城，城上袁崇焕指挥红夷大炮轰击，把皇太极的大帐炸毁，贝勒济尔哈朗、萨哈廉、瓦克达俱受重伤。皇太极亲自“督兵攻城，抵暮死者益众，乃撤兵归”[62]，至双树铺驻营。
二十九日，皇太极看到后金兵死伤惨重，宁远城无法攻破，又怕置于宁锦之间，腹背受敌，归路被截，便放弃攻打宁远，挥师北上。三十日，后金兵至锦州，占领骆驼、大兴等堡。六月三日，皇太极命列八旗梯牌及所有攻城用具，并乘骑观察形势，准备攻打锦州。四日晨，后金兵向锦州城南面发动猛烈进攻，锦州守将赵率教等指挥明军用红夷大炮和各种火器射击，迫使后金兵无法接近城墙。皇太极临阵督战，发动多次强攻，皆为明军火炮击退，战斗一直进行到傍晚，后金兵伤亡惨重，士气低落。皇太极“因城壕深阔，难以骤拔，时值褥暑，天气炎蒸”[63]下令停止进攻，决定回师。五日，皇太极率领残兵败将离开锦州，途中拆毁大、小凌河二城，一路忧心忡忡的回到沈阳。这是明军继“宁远大捷”后，再次取得“宁锦大捷”，也是明军在关外战胜后金军的第二次重大胜利。
“宁锦大捷”，无疑与袁崇焕利用明金议和修复宁锦防线分不开，同时与他“守为正着，战为奇着，款为旁着”的正确战略战术有直接关系。由于宁锦大战的胜利，从而收复了大片失地，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了宁锦防线，形成了以宁远为核心，联络关外诸城，不仅可以独自固守，而且还能互相支援的防御体系，有效的保卫了山海关和京师的安全。
“宁锦大捷”，除了对明有重要意义外，而对后金也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第一，后金因宁锦战败，促使满洲贵族内部汗权和王权的斗争日益激化，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更加尖锐。皇太极为了解决面临的问题，决定实行一系列的内政改革和对外政策的调整。所以在对明的政策也有所改变，他采纳了廷臣的建议，所谓“我国处南朝之大计，惟讲和与自固二策而已”[64]，就是利用议和的手段，以达到自固的目的，于是主动打起议和的旗号，通过明朝边官、朝鲜国王、蒙古台吉向明廷转达和谈的愿望。直到天聪十年(1636)，皇太极由于进行了社会改革，加强了汗权，业征服了朝鲜和蒙古，解除了东西两面的威胁，便改元称帝，对明由积极议和转入大肆进攻;
第二，皇太极吸取宁锦惨败的教训，放弃了攻打宁锦，打开山海关的作战方针，认为“彼山海关，锦州防守甚坚，徒劳我师，攻之何益惟当深入内地，取其无备城邑可也”[65]。于是就绕开宁锦防线，取道内蒙入关，深入明境，攻城略地。可是，有宁锦坚城的存在，后金进关也不敢久留，害怕后路被截断，沈阳受攻，所以只好很快退出关外。天聪四年(1630)，虽然后金兵攻占永平等四城，却得而复失，这说明没有清除宁锦防线，占领山海关之前，要想立足关内是不可能的，所谓“年来我兵内入，累次破城获捷，而不得坐守其地者，皆因关门阻隔，首尾难顾，是以得其城而不能保”[66]。可见，宁锦防线直接影响后金制定对明作战的策略;
第三，后金军在宁远两次战败，都是明军火炮所致，皇太极深感“野地浪战，南朝万万不能;婴城固守，我国每每弗下”，“屡屡出征，屡屡不能长驱”[67]，其因是以刀矛弓箭等冷兵器，要想攻破有火炮设防的坚城是不容易的。所以，他也想改变单纯使用冷兵器，而增加倚重火炮的力量，加强后金兵的攻坚能力，于是开始关注铸炮之事。天聪五年(1631)，皇太极命佟养性为督造官，带领一批明降军中的炮匠，如王天相、祝世阴、丁启明等人，铸造红夷大炮，制成后赐名为“天佑助威大将军”，当年就有四十门红夷大炮装备了八旗兵，八月后金兵攻打大凌河城时，“用‘大将军，力也，自后师行必携之”[68]，从而打破了明王朝独擅火炮长技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