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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聪三年（1629年）十月，清太宗皇太极统率满、蒙大军五万余伐明，从喜峰口突入塞内，入蓟门，克遵化。范文程当时还在皇太极的文馆，被称为书房官、文臣或生员、秀才，没有正式官衔。他虽然是儒生，但相貌堂堂，体格魁伟，倒很像是一员虎将，并且临阵不惧，随军从征时，奋勇冲杀，又长于用计，能言善辩，因而立下功劳，招抚潘家口、马栏峪、山屯营、马栏关、大安口五城。[6]明军围攻大安口城，他又披甲上阵，率领枪炮手，斩杀很多明军。十一月十一日，皇太极统军往攻北京，留参将英俄尔岱、游击李思忠及文程与八员备御，领兵八百名，驻守遵化。因战功显著，范文程被授予游击世职。
天聪五年（1631年）八月，皇太极再次进攻明朝，统军七八万围攻大凌河城。[7]初十日，范文程奉皇太极命，前往大凌河城之西山的一台劝降。明兵据险死守，他单骑至台，晓譬详切，守兵听后下台投降，其中有生员一人、男丁七十二名、妇女十七人，还有马二匹、牛二十四头、驴二十一头，皇太极立即将那些赏给了他。
天聪六年（1632年）四月，皇太极领兵征察哈尔，林丹汗闻悉，率部民逃走。皇太极欲用兵于明宣府、大同，范文程与文馆同事宁完我、马国柱上疏，认为入宣府，不如攻山海关。五月下旬，皇太极驻归化城，命文馆官员商议下一步行动计划。六月初五日，范文程与宁完我、马国柱一起上奏行动计划。[8]
智谋日增
天聪七年（1633年）三月二十七日，因为明将孔有德、耿仲明想要来归降，所以范文程奉皇太极命，与吴赖、白格、塞古德一起，拿着汗谕前去探查及劝降。五月，孔有德率众来归，范文程遵谕将其部安插于东京，并陪孔有德等人至沈阳拜见皇太极。
崇德元年（1636年）三月初六，文馆改为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亦称内三院。范文程被任命为内秘书院大学士，职掌撰写与外国往来书札，掌录各衙门奏疏、辩冤词状、皇上敕谕、文武各官敕书并告祭文庙谕、祭文武官员祭文。范文程之世职亦进为二等甲喇章京，越来越受皇太极的宠信，皇太极每次商议军国大事，都要听取他的意见。宣谕各国的敕书，都出自他的手。范文程感恩图报，殚心竭力，操劳国事，先后疏言废除连坐法，奏准更定部院官制，六部各设满洲承政一员，下置左右参政、理事官、副理事官、额者章，荐举邓长春、张尚、苏弘祖等人为吏部参政、户部启心郎。[9]
崇德六年（1641年）三月，皇太极知悉睿亲王多尔衮等王公统军围攻锦州时，离城远驻，又私自派遣部分官员兵丁返家，以至于明朝守兵得以出城运粮入内的事后勃然大怒。遣内大臣昂邦章京图尔格、固山额真英俄尔岱和内院大学士范文程、希福、刚林等，讯问多尔衮如此办理的原因，并下谕严厉斥责主帅多尔衮和同在军营的肃亲王豪格、饶余贝勒阿巴泰、安平贝勒杜度、公硕讬等人。图尔格、范文程等传达皇太极谕后，多尔衮等承认罪过。图尔格、范文程等人向皇太极奏报其中的缘由，皇太极更为恼怒，命他们谕令多尔衮等自议其罪。多尔衮自议死罪，豪格也上奏死罪，杜度、阿巴泰削爵为民，全部没收户口奴仆，从征将领三十余人分别议死、革职、籍没。三月二十二日，图尔格、范文程等将此情奏报，皇太极予以宽减，降多尔衮、豪格为郡王，分别罚银一万两、八千两并夺二牛录、一牛录，其余的人都罚银。第二天，多尔衮等人都到议政衙门，皇太极命大学士希福、范文程等将他们逐出议政衙门。[10]
计取中原
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初九日，皇太极去世。十四日，诸王贝勒大臣议定，立皇太极之第九子福临为帝，以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辅理国政。二十六日，举行新皇帝登极大典，颁诏大赦，改次年为顺治元年。福临被推为新君，是八旗贵族内部各派激烈争斗的暂时妥协。福临继位以后，这一斗争仍在进行。八月十六日，郡王阿达礼、贝子硕讬向郑亲王济尔哈朗、礼亲王代善、睿亲王多尔衮游说，谋立多尔衮为君，代善、多尔衮告诸王贝勒，遂以扰政乱国的叛逆罪，将阿达礼、硕讬处死，籍没其家。范文程原是红旗硕讬的属下人员，此时被拨入镶黄旗。范文程刚刚避免了因主硕讬乱国而险遭不测之祸，不久又遇到了新的麻烦。摄政王多尔衮之亲弟豫郡王多铎欺负范文程，抢夺范文程之妻，经过一番周折，才得到解决，诸王贝勒审实后，决定罚多铎银一千两，夺其十五个牛录。范文程虽然化险为夷，遭受妻室被霸之灾祸，但仍不免忧心忡忡。多铎乃一旗之主，贵为亲王、郡王，又系摄政王多尔衮之同母亲弟，日后是否会舍此不究。万一追念前怨，范文程恐难免灭门之灾了。尽管身遭故主被戮、爱妻险被欺凌之双重危难，范文程仍以大局为重，在清朝入主中原这一紧急关头，献计献策，立下了殊勋。[11]
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初四日，范文程上书摄政王，奏请立即出兵伐明，夺取天下。范文程的建议，对清夺取中原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制定，对促使清军出发，起了巨大的作用。四月初九日，即范文程启奏摄政王之后的第五日，摄政王多尔衮带领郡王多铎、阿济格等八旗王公大臣，统领满蒙汉官兵十余万，祭师出发。四月十四日，大军抵达不久后，明平西伯吴三桂自山海关遣使前来求兵，说李自成已攻破北京，多尔衮立即派人往召在盖州汤泉养病的范文程来商大计。多尔衮收到吴三桂的乞兵书，本来相当犹豫是进是止。清军之行，是为了夺北京取中原，如今既然农民军已先据北京，清军还有无必要继续前进。而且过去清兵三逼明都，皆未能得手，现农民军能袭破其城，其军战斗力谅必很强，如与清兵交战，胜负难卜。正是在这犹豫不决的紧急关头，范文程讲明了清军必能打败李自成农民军，获取大胜，并再次强调禁杀掠收人心，从而坚定了多尔衮进军的信心和决心，决定收降吴三桂，迎战农民军。四月二十二日，两军大战于山海关，李自成败走，清军大胜，并乘势追击。此时，沿途官民畏惧杀掠，农民大多都逃走了。范文程扶病随征，草檄宣谕：“义兵之来，为尔等复君父仇，非杀百姓也，今所诛者惟闯贼。官来归者复其官，民来归者复其业。师律素严，必不汝害。”其檄皆署范文程的官阶姓氏。这一宣谕相当有效，民心于是安定下来。清军迅速前进，五月初二日，摄政王多尔衮入居紫禁城内的武英殿，实现了多年以来入主中原的宏愿。[10]
开国定制
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初二日，清军进据北京。此时百务废弛，社会混乱，人心波动。范文程昼夜操劳，佐理国政。尽管当时头绪纷繁，京畿刚刚得到平定，各地都有战事。所以发布文告，发给军需等事项，事无巨细，都要范文程来处理，他昼夜都在宫内办事，非常劳累。但与此同时，他始终紧紧抓住根本问题，为革除明季弊政，与民谋利，争取人心，开国定制而艰苦奋斗。他首先致力于稳定都城局势，于入京后第二日，五月初三日，向摄政王奏称：“北京里一些人，假托搜捕乱贼，纷纷出面相互告发，恐怕会互相仇害，造成事端，应该禁止。”多尔衮赞同，下令禁止，并设防守燕京内外城门官兵，严禁士卒抢夺。紧接着，他又奏请为明崇祯帝发丧。四月初四日安葬于昌平。于五月初四日下谕：“李自成原本是故明的百姓，竟然敢弑君并暴尸，实在是天人共愤，法不容诛，今天下令官民为崇祯帝服丧三日。著礼部、太常寺以帝王的规格厚葬崇祯帝。“此事深受故明官绅拥戴。[12]
功成引退
正当范文程励精图治业绩显著的时候，朝中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使他不得不抑制雄心壮志，置身中枢之外。摄政王多尔衮率清军入主中原以后，权势急剧膨胀，初晋叔父摄政王，再升皇叔父摄政王，顺治五年竟当上了皇父摄政王，大有取代福临帝位之势。范文程蒙受皇太极特恩殊宠，知恩图报，竭力效忠朝廷，誓死不忘故主，至是，见朝政日变，多尔衮权*帝，同僚刚林、希宠背主转附多尔衮，福临之位岌岌可危，心中十分不满。兼之，几年以前豫王多铎夺己妻遭罚，难免有恨，恐将恃权报仇。形势非常明显，范文程要想晋爵加禄牢居相位，避免多铎谋害，就得离弃幼君投靠多尔衮，要想保持气节，忠贞不渝，就要开罪于皇父摄政王，身家性命难保。左思右想，进退两难。最后，范文程决定托疾家居。此情当然引起多尔衮不满。因此，尽管范文程于开国定制大有贡献，威望甚高，从顺治元年起就名列大学士之首，但摄政王对刚林、冯铨、祁充格三位大学士更为信用，范文程逐渐被排除于议政之外。[13]
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多尔衮病逝，顺治八年（1651年）闰二月，刚林、祁充格以谄附多尔衮妄改《□□实录》删去大福晋阿巴亥等事，被处以死刑，范文程亦系同改之人，刑部拟议革职，解任，籍没其家，诸王大臣覆议，拟令其革职折赎留任。顺治帝批示：“范文程曾效力太宗朝，在盛京时，又不曾预贝子硕讬之罪，后知睿王所行悖逆，托疾家居，众亦共知。睿王取去刚林时，以范文程不合其意，故不取去。范文程著革职，本身折赎，仍留原任。前所行情罪已结，今后于委任职掌，当矢忠报效。”不久，范文程即复官。[13]
顺治九年（1652年）遇恩诏，复进世职为一等子，授议政大臣，任《太宗实录》总裁官。范文程继续尽心竭力佐治国政，三月初八日，他偕同僚参奏会试中式第一名举人程可则“文理荒谬，首篇尤悖戾经注，士子不服，通国骇异”，请敕部议处。顺治帝命革退程可则，惩治考官胡统虞等人。
顺治十年（1653年）正月，范文程又上奏恢复连坐法，奏请允许部院三品以上的大臣各举所知之人，若被举之人任官后称职，奖励保举者，如其不称职，按罪之大小，进行论罪。他认为，“此法实行，则内外皆得真才，而天下无有不治者矣”。顺治帝下诏从其议。八月，加范文程少保兼太子太保。九月，年近花甲的范文程上疏，以病奏请休致。
顺治十四年（1657年），范文程的官衔又升了一级，顺治帝派遣画师去范文程家里画了他的像，放在宫内不时观看。
康熙二年（1662年），范文程奉命祭告太宗山陵，趴在地上悲伤的哭，人扶着都不能起来。[13]
因病去世
康熙五年（1666年）八月初二日，范文程因病去世，终年70岁。[1]康熙帝知悉文程病故，亲撰祭文，遣礼部侍郎黄机谕祭，赐其葬于河北怀柔县红螺山，谥“文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