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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金山客气地制止住汪泉，对他说：“老指导员，我们今天只谈往事，不讲工作。”
“对，多年不见了，你们要好好地叙叙旧，工作上的事情到了办公室以后再讲。”肖桐也在一旁附和着丈夫说话。
“小肖，不对，我现在应当叫你弟妹。要说是叙旧，我和小郝，也不对，应该叫郝老弟，可是有说不完的话。”汪泉放下酒杯对肖桐说，“我和郝老弟在工程团的施工连队刚认识的时候，一起睡大通铺，那时候我们都还年轻，干部和战士们劳累一天，一躺倒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宿舍里放屁、咬牙、说梦话的，什么声音全有。后来条件稍微改善一些，建了一些简易房，我和郝老弟就住在同一间宿舍里，有一天，我被他的呼噜声吵醒，很生气，推醒他说：我做梦请假回家了，我妈给我炖了一锅肥猪肉，我刚要吃就被你吵醒了，你明天得赔我一碗肉。郝老弟也睡得正香，被我推醒以后当然也很不高兴，生气地对我说：我也是正做梦探亲回到家里，别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我正准备去见面，你把我推醒了，你明天得赔我一个对象。他与你谈朋友，那是以后的事。”
肖桐听了汪泉的话，乐得笑弯了腰，看着郝金山说：“这事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怎么没有听老郝讲起过？”
“我们那时候生活特别苦，连队的干部战士多数又没有成家，战士们把连队称作‘光棍汉集中营’。结过婚的想媳妇，没结婚的想对象，这些事情都是真的，不过，你刚才说的事我真是不记得了。”郝金山笑着对汪泉说。他忽然想起了什么，问汪泉，“咱们的老连长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您与他联系过吗？”
“他呀，现在的情况不是太清楚，不过我知道他后来的日子过得并不太好。”汪泉叹口气说，“他当连长时找了一个公社革委会主任的女儿，这事你也知道。由于结婚后两地分居时间很长，他老婆寂寞难耐，脊梁上背茄子——有了外心。结婚第三年，他种瓜得豆，老婆给他生了个一点也不像他的儿子，他一气之下离了婚。后来他从团后勤处长的位置上转业回了家乡，我们就中断了联系。”
“老连长是个好人啊！”郝金山感叹说。
“是呀，好人的生活道路往往曲折。”几杯酒下肚，汪泉的脸上已经泛起了红晕，感慨地说，“那时候我们都很单纯，一心想的是如何尽快尽好地完成工作任务，干部和战士之间的关系也非常融洽，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你还记得我们团的齐团长吧，他经常与我们一起打坑道，哪里危险就往哪里冲。齐团长的老伴人也很好，晚上在家属房给我们缝补破了的衣服，白天带着另外几个干部家属，把烧好的开水用大铁皮桶送到坑道口，一碗一碗地端给我们喝。她看见哪个干部战士施工时受了伤，都会心痛得掉眼泪。她一心惦着我们，结果自己的儿子在放学的路上被拖拉机撞成了残废。我们当时都叫她杨阿姨，其实喊她亲妈都不亏啊！”
汪泉说到这里，竟红了眼圈。
“来，说点高兴的事！”郝金山喝干了杯中的酒，拍了拍汪泉的肩膀说，“还记得咱们办事处的陈主任吧？老八路，个头不高，脑门上有块伤疤，他没有念过书，不认识几个字，讲话时从来不用稿子，声音宏亮，幽默风趣。他的话逗得我们有时能把下巴笑得脱臼，能把巴掌拍得红肿，哪像现在有些领导讲话，一字不变地念工作人员写成的稿子，一个一个都成了催眠大师。噢，对了，听说你调到部队领导机关以后就是专门给首长写讲话稿子的。”
“不，不，我不是专门写讲话稿子的，只是有时候写写稿子。那时候领导们的讲话稿大多是三粒小米熬成的大锅稀饭，空洞无物，淡而无味，这一点我承认。”汪泉红着脸说。
“你说的很对，现在和那时候不一样了，现在有些领导的讲话是六粒小米熬成的大锅稀饭，比那时候要稠多了。”郝金山说完，哈哈大笑。
郝金山接着往下讲：“关于陈主任的故事很多，他刚到我们办事处的时候，给器材仓库打电话，说是要找仓库政委，仓库值班员说，我们仓库没有政委。陈主任一听火了，在电话里大声喊叫：政治工作这么重要，你们仓库为么没有政委？对方说，我们仓库是个营级单位，只有教导员，没有政委。陈主任更生气了，骂值班员：妈拉个巴子，你给老子兜什么圈子，教导员不就是个小号政委吗！快把他喊过来，我有急事。从那以后，咱们办事处的几十个教导员就有了一个共同的绰号——小号政委。”
汪泉听了郝金讲的故事，也乐得哈哈大笑起来，抽了一口烟说：“他还有个故事呢，有一年的冬天，上级机关的文艺小分队到咱们的工地上慰问演出，当时他正在工地检查工作。一群穿棉衣戴棉帽、嘴上捂着大口罩的文艺战士刚跳下蒙着篷布的大卡车，他就走上前去，亲切接见，一一握手。他还拍了拍一个小个子演员的肩膀，高兴地说，瞧这小伙子，身体多壮，长得像小钢炮一样，胸肌也非常发达。结果从口罩里飘出来一个奶声奶气的声音：首长，我是个女的！”
“这个故事肯定是你瞎编的，我当时怎么没有听说？”郝金山用手指着汪泉，笑得浑身脂肪乱颤，“不过，那时候的部队，工作和生活条件虽然都很差，但是大家在一起都很愉快，我转业到地方以后，过了很长时间，还非常留恋部队的生活。我后来曾经说过，部队是我的家，但是我离家出走了；风钻是我的爱人，但是我与爱人离婚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呀，没有办法！”
“歪把子机枪”看见两个老战友在桌子的这一边聊得热火朝天，就在桌子的那一边开辟了“第二战场”，与汪月英聊起了家常。她对汪月英说，郝金山刚转业回老家那几年，她们的日子过得很艰苦。那时候的军队干部转业都是“哪来哪去”，农村入伍的干部战士，组织上都不负责安排工作，肖桐跟着郝金山回到内地农村以后，生活上很不习惯。后来郝金山在县建筑公司找到一份工作，她也跟着到县城打零工，家里的生活条件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才稍稍好了一些。小弥三岁那年，她把女儿丢给婆婆，与郝金山一起，组织了一个施工队到省城，开始艰苦创业，积累了一定的资金以后，才把目光转向更大的都市，来到了北京。
肖桐有些话没有对汪月英讲，她进城以后，开始的时候帮助郝金山创业，夫妻俩有了一定的积蓄之后，她的主要任务就成了“垒长城”，她白天干的事是怎样多赢钱，晚上做的梦是怎样出好牌。赢了钱醒过来，她遗憾自己怎么只是做了一个梦；输了钱醒过来，她庆幸自己只不过是做了一个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