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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苏醒了，夜暗隐藏的秘密渐渐地被晨曦所揭穿。
崔玉屏上班的饭馆的老板，要求他雇用的姑娘们四点钟起床，四点半钟开始工作。这些当年在农村大部分只上过小学、读过初中的女孩子，在城市里重温了读过的课本里“半夜鸡叫”的故事，而且自己还扮演了其中的角色。她们被老板从被窝里喊起来，有的起了床还在继续着刚才的梦，直到水池子里的凉水撩到稚嫩的脸颊上，才会猛然回到现实中来。
越是没有机器的地方，越是能培养人的机械动作，崔玉屏和她的同伴们分别承担了择菜、掏米、洗碗等不同的工作，整天像机器人一样重复着简单而繁重的体力劳动。
干一天活之后躺倒在床上，姑娘们觉得身上的关节好像都错了位。一天的工作时间是多长？在不同的地方是不一样的，机关里品茗抽烟，保持着正常的血液循环，不慌不忙处理公务的人，是八个小时。喜欢晚来早走、迟到早退的人，每天的工作时间更短。而崔玉屏她们每天要干十三四个小时的活，每月的报酬只有两千两百块钱。她们进城以后，了解了一些过去所不知道的情况，多长了一些见识，脑子里也多了一些疑团，原来总是说现在的分配原则是多劳多得，而实际上，在很多地方都是多“捞”多得，特别是那些当官和做生意的人。
当然，也有一些女孩子，在大城市的花花世界里花了眼，昏了头，自愿或不自愿地靠出卖贞操和色相赚了一些钱。
不知道是城市的空气污染了她们纯洁的心灵，还是她们头脑里罪恶的萌孽在城市的适宜温度里得以滋长。
姐妹们都睡熟了，崔玉屏拿出纸和笔，在卫生间的灯光下给家人写信，家乡的年轻人都用上了手机，老年人依然喜欢通过信纸了解在外子女的信息。
崔玉屏运用自己丰富的想象力，首先描述了城里的生活，上班时大家一块干活，下了班到商场去玩，双休日又和同伴相约去公园，她希望信封里邮寄回去的是笑声，而不是眼泪和哀怨。然后，她又询问了家里的情况，从父母的身体、哥哥的对象到地里的庄稼，纸短情长，载不下她对家中的重重思念。
写完后又读了一遍，她觉得心里酸酸的。
姑娘们睡的床实际上是几块木板拼在一起搭成的铺，崔玉屏把伸到自己位置上的几条胳膊腿轻轻地移开，才勉强躺了下来。
崔玉屏躺在床铺上并没有很快入睡，她心里在想，自己来到北京城里快一年时间了，在浸透汗水的存折上，已经有了一万多块钱的积蓄。她不想和有些农村打工的姑娘一样，过两个月就把钱寄回家里一次，而是准备在适当的时候把钱带回家，集中使用。村里很多人家都是草房子换成了砖瓦房，自己家的几间破屋子还在迎着风雨熬年头，不盖好新房，哥哥连一个合适的对象都找不到。
她憧憬着未来的生活，在不知不觉中，走进已经在梦乡里等待她的伙伴中间去了。
双休日客人多，饭馆里也显得格外忙碌。崔玉屏和姑娘们把手脚都调节到最快的频率，个个都像是刚充满了电的机器人，额头的汗水都顾不得擦一把，有时候只能抬起胳膊用袖口匆忙地抹一下。
崔玉屏和其他姑娘一样干活，但是并不想和其他姑娘一样把自己变成只会赚钱的机器，她很有心计，平时对老板的经营之道，对厨师的烹饪手艺，都格外留意，尽管平时干活很累，她仍然要抽时间记笔记，用蝇头小字把又是数据又是体会的内容写满了两个小本子，她把饭馆既当成挣钱的地方，也当成学习的场所。
可能很多打工妹都有自己的一本心酸史，作家们可以把她们每个人的经历都写成一本书，而且出售时还要搭配一条毛巾，以便让读者们擦眼泪。
为了赚钱，她们付出了劳动，有的还要付出尊严甚至是贞操。不屑的目光、轻蔑的冷笑，对她们来讲，几乎和一日三餐一样平常。还有些别有用心的人，竟然把进城的农村女孩子当成了可以肆意采撷和蹂躏的闲花野草，让姑娘们伤心惨目，心有余悸。
崔玉屏并不想在这个饭馆里干太长的时间，她要推开更多的窗户来观察外面的世界，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方向和空间。
过了中午的生意高峰，有短暂的休息时间，崔玉屏正坐在操作间的板凳上打盹，有个姑娘从外边走进来，轻轻地碰了碰她的肩膀，悄声说：“外边有个当兵的找你！”
崔玉屏到了门外，看见一辆军车旁边站着一个穿军衣的小伙子。
“是你找我？”崔玉屏问他。
“对，我叫袁长林，在郊区的部队农副业生产基地开车，我老家是你大姨家那个村的，我刚刚探家回来不久，你家里让我给你捎点东西，我就利用出车的机会给你带过来了。”
崔玉屏见了同乡，脸上泛起了红晕，高兴地又问：“你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
袁长林举了举手里的信封。
崔玉屏算不上漂亮，只能说是五官端正，进城将近一年的时间，她身上已经看不到初进城女孩子的羞涩和木讷，被太阳热吻过的黝黑皮肤也变得白皙起来。崔玉屏没有时间、也不习惯修饰自己，浑身上下透着成熟女孩子的自然美。有些城里的女孩子总是看不起乡下姑娘，觉得人家粗俗、难看，如果让她们到农村去干一年时间的农活，餐风饮露，日晒雨淋，恐怕早已是肤黑皮皱，惨不忍睹，还不一定有农村姑娘的模样好看呢！
袁长林从车上取下来一包东西递给崔玉屏，瞅着她的脸说：“我们好像见过面。”
崔玉屏脸庞红红地说：“我看你也有些面熟。”
“噢，我想起来了，”袁长林说，“你在县三中上过学，我是五年前从那里高中毕业的。”
崔玉屏抱着袁长林捎来的东西，激动地在地上跳了两下，兴奋地说：“唉呀，真巧，我大前年从那里高中毕业，你应该是高我两届。”
两个人还在原地站着，说着，但是心理上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许多。
袁长林给崔玉屏留了自己的手机号码，他把车开出去好远，从倒车镜里看到崔玉屏的身影站在原地还没有移动。(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