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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期，在政府人员管理的机制上，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慢慢发生着变化。
人类从公元二十八世纪开始大规模通过星隧往星际间移民，那段艰苦而危险的岁月中，对于维持这些星际探索者团结和奋进无疑是最重要的领导要素。无论是那些在温暖适居带建立，后来发展成独立政权和国家的定居点，还是那些隐藏在黑暗角落或是小行星带之间的矿区星球，都需要强有力的领导机制，带领那些几乎没有星际生存和航行经验的人们渡过最初的困难时光。
这些千千万万的大型、中型和小型定居点后来发展为自成体系的移民区、自主政权，甚至是区域霸权的过程中，最初的那种强力领导模式依然很好地在多数星球和星区保留了下来。然而，随着每个移民星球和星区人口的增长，星区、星球之间的交通日益方便和安全，再加上社会结构经过二百至三百年的沉淀后日趋稳定，而同时人们对社会治理和律令体系的诉求也逐渐提高，一些有关行政体系的变革在很多地区悄然开始了。
在这段漫长而没有重大历史事件的变革里，归根到底还是实际行政发展趋势的体现。从突出官员，尤其是各级长官的兼职状态，到强调机构成员在行政过程中的整体作用，以及明确机构的法律地位。其中如下这几点，也相当能反映出这个历史阶段整套行政体制的深刻变迁。
一方面是诸多行政部门中长官和佐官的关系变化。这个期间，长官从一开始“一言九鼎”的家长式官员，逐渐演变成了“首长制”、“领导制”，甚至后来更分散的“委员制”。随着长官的权力缩减，佐官的在行政体制种的地位却上升了，而其中两者之间的牵制和协调机制却在逐渐明确。
另一方面，在人们需要有强力领导机制来克服危机四伏宇宙中各种险阻的时候，几乎所有新建移民星球和星区的行政体制都是以强盗各级长官权力和责任为基础来建立和运行的。这种机制形成的内在因素在于，当很多需要在开拓新地区时遇到困难时，很多当机立断的突发事件需要这些拥有绝对权威的长官来作出决定。再加上，威尔斯信息流传输机制成熟之前，人类在自身占据的广阔疆域与拥有的通信科技手段之间的效率和路程，又回到了地球上电报发明之前的情况。
综上，从公元二十六世纪的宇宙纪元元年到宇宙纪元三百年期间，长官主持并对自身事务负责的制度基本上是所有走向星际之间人类政治实体的常态。在这种常态下，通常意义上的必要牵制，以及各级之间的协调机制，基本上也只存在于不同部门、不同长官之间。这个阶段里，很少出现后期那样，副官或是佐官，甚至是下级对上级之间的制度性监督。
这个期间的这种行政形态，人们习惯称之为“长官负责制”。通常在记载各种发生在这些地位高低不一的负责人所经历的历史事件，以及那些人员任免时，这个历史阶段有它自身的诸多特点。比如：在叙述某个职能和长官时，通常会先表述这个长官的官阶和行政地位，然后才会在后面记录某人在某个时段担任某个具体长官时的具体事务，以及某人的部属等等信息。
“长官负责制”的成例随着各个移民星球和移民星区的社会结构趋于稳定，再加上周边的安全形势和风险逐步降低而在悄然发生着改变。
改变的起始时间和很具体的契机已经很难追溯，但如果我们看宇宙纪元300年至400年之间有关各星区又零星而整体制度化的记载，也许能有所助益。相较于“长官负责制”的阶段，这个时期的记录开始出现先以某某机构的权责为开篇，然后记录其机构的官员名额，然后才涉及到这个掌事部门人员每个标准月或标准年的信用点工资。
在这个时期，依然还有大量拥有军功和军职的人员，由纯粹的军人职位转换为纯粹的民政职位，而往往这些人在军中的衔位都高于实际履职的民政官阶。若是在以往“长官负责制”的时期，由于社会本身认可度很高，再加上整体“形式使然”，在记录同样情况的时候，都会先以这些人员的军衔身份来作为条目开篇，其后才跟上此人任职这个部门的职责和人员编制等等内容。
长官负责制下的各个职能机构行事，往往具备很强的整体性，这种体制下的主官和属佐官员之间往往还存在一定的人身依附关系。而后来的变迁原因，一方面是前面所提到的社会因素，归根结底还是从很实际的行政体制发展趋势体现出来的。在“长官负责制”逐渐被取代和消解的过程中，从突出各类长官和官员在权责上较为模糊的边缘，到强调这些部门和机构成员在实际行政过程中作为一个整体出现，并明确这之后的律令和法规的实际地位，确实反应了这期间很深刻的制度性变迁。
当然，依托于人类在地球上漫长的政治治理经验，很多制度都随着情况因地制宜而变迁。虽然在开拓宇宙的初期，“长官负责制”往往带来一些权责边界不明确，以及很多法规甚至制度层面的漏洞和缝隙，但这样的灵活性也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这些前线或是负责具体事物官员很多时间随机应变的权力。同时，这些权力的实行自然也伴随着对这些在某个地区，或是某个具体事务上具有巨大决策权长官近乎严苛的监督机制。
那个时期的监督机制由于长官本人对事务的绝对领导权和决策权，所以导致那些错误或是导致负面、甚至灾难性后果的决策和行动，往往需要这些长官用个人的前途、金钱甚至生命来负责。在“长官负责制”逐渐被“机构负责制”取代的过程中，这个问题有了很明显的改善。
过去，由于长官负责了某个事务，包括期间属佐人员和办事人员的任免，所以这些任免这些长官的政府机构往往也只需要施行对这些负责人的赏罚分明。而到了“机构负责制”的时期，某机构实际上的长官和那些副官、属官等人员任免权，都被收归到了各级政府手中。在这样的情况下，从前需要长官个人对具体事务承担无限责任的制度，就逐渐改由此机构中包括长官及以下两级或是三级官员来共同担责。
相较于“长官负责制”到“机构负责制”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整体社会治理结构趋于完善和成熟。这是随着走出地球和太阳系后，星际文明的人类到了第五、第六代移民后裔陆续登上政治舞台而随之发生的嬗变。几乎与此同时发生在每一个星系团角落的，是那些拥有众多人口、强势资源的星区、星球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日趋独立。这个过程中，有一个现象很值得后世的人们关注，从而对那一历史时期的情况管中窥豹。
自从人类穿过海王星遗迹的一号星隧登陆到一号星系，最初那些出生在地球，或是地球第二、第三代居住在太阳系其他星球或是太空站的后裔，都对地球这个故乡有着十分浓厚的文化与身份认同感。当这些移民到了新的地方，往往在安定下来后，会用他们从地球带来的几吨，或是几十吨泥土，塑形成这些移民者喜欢的形象，作为这个定居点与地球之间联系的象征。
在这些雕塑刻写铭文的地方，移民者和探索者基本都会向地球星际移民委员会申请一段叙述包括他们艰难探索过程、地球给与他们的支持力度、他们与地球之间组织或是某些血缘关系，更重要的是地球授予他们有关政治地位的身份。
地球雕塑是人类走向星际探索初期，地球维持其统治秩序的重要手段之一。而地球雕塑上的碑志作为一种显著的政治景观，对于当时的社会心理及文化传播具有较大的影响。第一星际时代中晚期，由于技术进步和运载能力的空前加强，巨型地球雕塑成为那些半独立星区和星球彰显权力合法性及形塑地方认同的工具。
宇宙纪元四百年之后的整个室女座超星系团被人类为了利益和生存空间而大打出手的战火所弥漫，这期间就连地球都数次易主。而随着地球对外部星区、星球控制力日趋减弱，甚至蜕化为一种单纯名义上象征时，群雄并起而又没有一家独大格局下，地球雕塑就更有了新的政治意义和内涵。
在以地球为共主的超星系团秩序向强大星区、星球竞逐过渡的时代大变局中，那些较强的势力，比如后来成功统一全人类的天魁政权，选择何种政治取向，不仅在诸星区中具有风向标的意义，对于当时实际的政治走向更具有重要影响。身处中央失驭的乱世，利用自己的军事优势，扩张地盘，进而争衡天下或许是任何一个有政治野心人物的当然选择。
在那两三百年的时间里，有多个政权试图武力争衡天下的举动，违背了地球与几个强大星区在宇宙纪元503年共同遵守“谷神星旧事”的政治默契。所谓“谷神星联合协定”的实质包含两个方面，以往学者较为注意的是其不入版籍、不输贡赋、自委官吏等脱离地球控制的独立性一面，但对于这些强大星区政权通过拥立处于自己控制下傀儡地球政权来获得自己政治合法性的一面关注不够。
当时的政治家曾指出“某些星区和星球的势力虽然强大，但还不足以用自己的实力来重新组织横跨星系团的政权，须借助地球的威名以安军情”。统治天魁星区长达两个世纪的当地政权更将“团结邻邦，尊崇地球”作为维持其政权不坠的秘籍。
即使在地球政府威望已荡然无存的宇宙纪元七百年以后，很多实力强大的星区政权依然以拥有地球的认可作为炫耀自己合法性的依据。从中亦可窥见地球政权的正式承认是地方星区、星球政治合法性的根基所在。以此而论，这些星区对地球政权在形式上亦存有深刻的依附性。
如果说宇宙纪元500年之前的“地球雕塑”和这些雕塑上的铭文，还能代表地球以人类共主身份向各个移民星球和星系颁发的某种权威性背书，那么之后的情况，就逐渐演变成了这些强权甚至“自立为王”地区对自己权力合法性某种自发的形式上认可。特别是配合“机构负责制”逐渐在各个星球和星区的推行，这些地区的高层领导机构客观上又更增加了对自己管辖地区的集权程度和行政效率与划一性。这样的背景下，这些星球与星区反过来就更具备了实质与名义上的独立性。
这个时期人类所遍布的室女座超星系团被很多历史学家和政治家认为是一个“礼乐崩坏”的时代。他们的核心理论是，在这样一个充满宇宙中不可知危险，甚至不知道是否有文明程度相似，或是高于人类文明程度的竞争者的情况下，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或是退而求其次，有效的人类各派势力矛盾仲裁者，人类之间的内耗会造成不可预知的损失。
然而，基于人类辩思和哲学的传统，这样的观点自然有众多理由充分的反对者。反对者的观点十分类似艾萨克·阿西莫夫先生在《基地》系列小说《机器人三部曲》中表达的观点。在这部分小说的结尾，虽然机·吉斯卡特·瑞文特洛夫和机·丹尼尔·奥利瓦阻止了凯尔登·阿玛迪罗与莱瓦拉·曼达马斯使用核反应倍增器短期内毁灭地球的企图，但吉斯卡特则在最后关头阻止了丹尼尔试图制止曼达马斯把倍增器调至最小速率的行动。
事后吉斯卡特解释，虽然曼达马斯关于“慢慢让地球不再适居，可以让人类更好地在宇宙中开枝散叶”的说辞有洗脱自身罪责的嫌疑，但这样的观点无疑一定程度上吻合吉斯卡特早已在“心中”研究已久的原初“心理史学”。虽然可能是作者为了“惩罚”吉斯卡特，并需要它对日后的地球被废弃负责，而让吉斯卡特完成对丹尼尔的“心灵干涉”改造后永久性停摆，但却留给了“充满曙光”的银河系给丹尼尔继续守护。
吉斯卡特停摆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它的计算能力已经无法用自己长期研究的“心理史学”法则来预知人类这样一个庞杂巨系统的未来凶吉。而由于这样的预测中存在可能的负面结果，在“机器人学第一定理——机器人不能伤害人类”的限制下，吉斯卡特的短路停摆也在情理之中。
相较于认为地球对于整个室女座超星系团人类各个分散政权的“仲裁力量”十分重要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来说，他们的反对派并不否认这种传统和权威力量的重要性。但是，他们和阿西莫夫先生，或是吉斯卡特的观点类似：如果人类长期拘泥于或是无意识地依靠于某种传统力量来维持自身福祉的话，这样的族群无疑从长期历史尺度来说是脆弱而且缺乏进取心的。
在我们的这个“历史位面”中，没有可以影响人们心灵的机器人，也没有可能帮人类规划未来的“心理史学”，更没有第一和第二基地那样致力于重建人类秩序的技术和心灵力量。人们只能依靠自己，依靠每一个个体的努力，以细沙流入恒河的力量来影响历史的进程。而“第一星际时代”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以及整个星系团对地球态度的默默变化，无疑是人类从此更成熟地走向星际文明的若干明显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