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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时间里，军队的工作主要是用武力手段威慑那些继续使用原有货币体系，或是那些坚持以物易物，以及囤居奇货的商贾和个人。在这个过程中，各个星区那些潜伏的反抗势力，以及那些守旧的力量利用这样的冲突纷纷开始了各种串联活动。而由于多数地方已经实行了至少五年至十多年的非军事化，使得这些没有暴力手段的反抗者，很快就被这些职业军队组成的治安和宪兵力量扑灭了。
在军队物资储备运输队高频率、不计成本的运力支持下，对很多重点星区和星球的物资供应甚至达到了平时的五倍至十倍。物资的充裕使得在当地推行新货币政策的官员手中有了足够的筹码和底气，在此期间相关政府部门又向这些星区和星球的全体公民发放了一定数额锂本位信用点的消费券。此举虽然被那些本地反对者们称为“贿赂”民众，但却有效地消解了很多潜在的怨气和反对意愿。
与平抑物价同时进行的，是新锂本位信用点与原有各星区货币的兑换。在充裕的物资供应下，这个部分的工作在大多数地区都进行得颇为顺利。根据各个星区和星球的经济水平，天魁政权的中央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制定出了针对各个地方原有货币的兑换比例。虽然这些“汇率”从表面上由于低于大多数地区的市场预期，而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第二轮、第三轮囤居商品，但由于巨量物资的运输抵达，这些情况在政策实行的一至两年内都得到了比较妥善的解决。
当然，那些被武力和暴力熄灭的怒火与怨气并没有随着新政权的稳固而消散。它们潜伏下来，积极参与这个统一了整个星系团新政权的建设大计，同时也在用屡试不爽的方式重新参与到星区与星系政治之中。它们，在伺机而动。
如果用我们后世的眼光来看这段天魁政权统一过程中同时进行的货币统一，还有随后的大规模星隧开发，可以看出原有部分既得利益者的没落，以及它们重新包装自己后的粉墨登场。但处于那个时代的新政权，并没有强大到可以由里而外、从上到下地一直保持对这些因素的战斗力。或许，如果天魁政权的延续时间可以长到百年甚至两百年以上，这些问题会随着时间以及更多的因素被消解，但这个残酷的，人类组成的超星系团社会并没有留给他们这样的时间。
锂本位信用点体系的统一政策，以及政策发布后期间近五十年的行动主要集中在经济层面，所涉及的主要还是民众日常的消费和那些囤居大量商品的商户，其中的利益纠葛多半可以用经济手段和比较有限和克制的行政与暴力手段解决。而在同期实行的“星隧畅通计划”，却需要动用更多的军事资源来保证其顺利推行。
众所周知，在“第一星际时代”的最后一百多年里，由于地球对整个星系团政治与军事的掌控力下降，出现了大量以星隧或是资源型星球和星系为核心的“坞壁”星区。这些地区虽然多数体量有限，但由于长期和海盗等犬牙交错的势力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武装斗争，使得他们一般都拥有一支规模不大但战斗力强悍的武装力量。
这些坞壁星球或是星区，由于长期处于独立或是半独立状态，它们所形成的政权无须对更高一级的政府负责。一般来说，下级政府对于上级的权力与义务，主要体现在财政税收和对外军事防卫方面。但在这些星区与星球上，他们的长期半独立状态使得自身几乎所有的财政收入可以被全部调配到本区的日常开支上。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这种自治状态，很自然地培养出了忠于本地政权，或是忠于本地利益的若干地方势力。这些势力治下的民众，也由于长期获得了这些“自治”得来的好处，也更倾向于保有原先的这些“地盘”和利益。
从这些具体星球或是星系、星区的个体利益来说，通过高额的星隧通行费用和某些区域性垄断的优势资源售卖，可以让它们拥有巨大的财政灵活性，以及给予民众更多的福利和社会投资。但如果从整体超星系团人类的角度来说，这些各不统属政权使用自己握有资源与其他相邻政权之间的倾扎，甚至战争，却使更多的民众蒙受了显性或是隐性的巨大损失。
用古代中国的政治经验来看，多数人对秦朝首次统一中国本部发动的战争以及后续诸多问题持保留意见。但该朝统一后最主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对黄河流域干流和支流水利设施的统一管理和改造。帝国将以往各国用来提防或是准备用于军事目的的若干水利设施改，建成更符合自然规律和民众耕作需求的状态。
这一行动，以及其他诸多如统一度量衡、货币、文字、开修驰道等在当时付出了巨大经济、政治、民力和生命代价的工程，客观上为当时更大地域范围内的经济活动提供了巨大便利，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交易成本。而这样的历史经验，以及民众客观上能得到的诸多实际好处，使得中国从夏朝至公元十九世纪末的这段信史期间，民众和他们的领导者，无论是个人野心还是集体无意识的内在动因方面，都更趋向于拥有一个至少一定广大区域内划一而治的政权。
就如同本书前章中所述，当人类发展的疆域广度再次远超自身科技所能实现的通信效率时，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宇宙纪元600至700年之间的人类宇宙中。而这个时候天魁政权所需要面对的，依然是和自己在军事力量和战争潜力方面没有太大差距，犹如秦始皇面都的齐、楚、燕、韩、赵、魏这样已经屹立超过百年的强大对手。
围绕星隧和资源型星球的星际战争从宇宙纪元687年开始，一直持续到天魁政权宣称成立全人类统一超星系团国家的696年。这个阶段的战争一般被认为是相对前十多年而言的，统一战争第二阶段。这三十余年的统一战争，是到那个时代为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涉及人员最多、投入资源最多、波及疆域最广的战争。这次历时三十多年的战争，截至宇宙纪元700年之前的战争而言，比起历史上规模第二大的，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大了数百倍。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据可靠的统计，全球约有一亿人死于战争或与战争有关的灾祸和饥饿中。而在这场历史学家们称为“天魁统一战争”的长期征战中，据不完全统计，约有二十亿人，包括平民和士兵死于非命。同时，在这三十余年的兼并战争中，有不少于三十个适于住人，以及不少于两百个次级或纯粹的堡垒星球被夷为焦土或直接被炸毁。这些住人星球被生化武器和廉价的裂变武器狂轰滥炸后变得至少在很长时间内无法住人，变成人间地狱般的“死亡星球”。
这些星球，有些仅仅是因为处于星隧，或是大质量星体引力弹弓区的要冲，而惨遭屠灭。有些，则是因为它们为自己所在的政权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战争后援，而被对手“绕道”偷袭，成为了历史中惨烈的回忆。
公元5世纪克洛维建立法兰克王国墨洛温王朝，并建立最初的分封和领主-骑士制度。而从以中国为主的东方来看，最早的分封制度出现在武王伐纣建立西周之后，虽然后来在刘邦建汉、司马炎建晋后分封一度短暂地回到了国家舞台，但从更广大的历史尺度看，中西方在这方面确实大相径庭。总之，任何时期的统治手段无法脱离该历史阶段的技术水平。
在十九世纪电报投入大规模应用前，以跑马为信息与军事投放速率的古代，选择封建多中心的城邦，坞堡为行政体系，是东西方最初，也是社会自然会趋向的形式。从这一点来说，形成中国中央集权和郡县制的传统中央地方政治形态，功劳更大的应该是秦始皇和先秦法家扫六合的功勋，一直到文景武帝，这几位内法外道的传承。而儒家的学说，更多的是作为后期维持整体统治的手段出现，毕竟在“暴秦”的实践下，纯粹的强权或军国体制虽然能短期维持这样疆域的国家，但要长期如此却需要巨大的人力和经济成本。
即便是儒家参与政治的方式，也在一直变化。从先秦百家争鸣时代的草创，到汉朝称为官方意识形态进而发展为知识门阀，然后成为两晋那样的“王马”那样的世族政治，再在南北朝战火摧残后再在隋唐两宋后以科举的形式再次成为政治力量。从技术角度说，这确实是在古代通信与军事投放，甚至政治统计手段效率低下的情况下，维持中国那样的郡县制集权帝国，长期实践以来得到的较为低成本的方式。
而在时间进入十九世纪末期以后，如果我们回顾开始使用电报的晚清，到二十世纪代中华或是广义的儒家文化圈赢得的几次对外战争或是独立战争，无不体现着这套政治体制在现代通信和军事部署条件下的优越性。
如果说地球时代的两种主要社会治理方式——民主和共和，某种程度脱胎于古代西欧政治和军事实力上，各城邦之间丛林法则下的妥协和表面上的平权。那么这种在更大区域内增加内耗的形式，历史学家们和政治理论家们认为终究会在技术的进步下被时代抛弃。
以上这种社会内部治理机制的矛盾和政权之间的矛盾，战国时的中国是这样，加起来有千年中国分裂时期是这样。后来，直至小行星危机引发的大衰退时期之前欧洲是这样，甚至到了星际时代的人类政权之间，大家还互相使用自身掌握的某些节点性和垄断性资源相互讹诈和攻讦。
这样的情况和问题，在人类开拓室女座超星系团的前一千年，由于疆域、资源、人口、科技、社会流动性的空前高速发展而被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正因为长期积累的矛盾没有通过妥善的解决，历史学家们一般认为，在天魁政权统一超星系团的过程中，这些问题至少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总爆发和总宣泄。
正是由于这些长期的多方面、系统性的问题，又加上天魁政权本身迷信于军事和政治手段的天性与内在治理结构逻辑，使得该政权掌握整个星系团整体性的时间，仅仅持续了十三年。但是，这十三年的统一对后面二千年的人类宇宙开拓进程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这是人类星际历史上第一次波及到几乎所有住人星球、星系和星区的全面大规模战争，这场战争夺取的生命堪比人类有信史以来所有战争的总和。
这是继地球二十一世纪四十年代的全球信用点体系公布并施行后，全体人类第二次，也是星际时代第一次全面实现了全人类的货币统一。
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如此大规模的交通工程，这也是人类历史上因为某个单一工程计划而造成的最大规模战争，也是为此牺牲人数最多的战争。
这也是人类步入开拓宇宙的时代之后，在星际尺度下重新建立的第一个新的统一全部人类的政权。而这也是直到《人类宇宙开拓史》出版为止，大家公认最短命，也是第一个崩塌于人民起义的全域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