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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风挖着鼻孔，越听越厌烦。听到后来可真忍不住了，他霍地站起来抓住自己的呢帽，嘻嘻地笑道：“姐姐，别罗嗦啦！你一定是个共产党吧？哦，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他用手轻浮地向道静的脖子上一抹，放低了声音，“啊，可留神你的脑袋呀！”
道风走了半晌，道静还站在地上。“傻透了，我都说了些什么话呀？”她愣愣地想，“以为是弟弟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谈吗？‘对那般人，你干吗那么诚实？’”她突然想起徐辉的话，好像重重的挨了一鞭子。渐渐，她从亢奋中冷静下来了，想起徐辉在她耳边所说的话：“明天傍晚在家等着，会有人把你带走。千万机密！任何人也不要叫知道。”她笑了。她摸着自己发热的脸轻轻地嘟囔着：“比起她来我真是一个大傻蛋！”孤独的感觉消失了。她被随处都能遇到的人类最珍贵的同情与正义的支援鼓舞着。她想：生活的海洋，只要你浮动、你挣扎，你肯咬紧牙关，那么，总不会把你沉没。她开始整理自己的东西，幻想着即将到来的新的生活。忽然徐辉的话又锐利地刺到她的心里：“你究竟是什么原因才被捕的？”
“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她撂下手里的几本《世界知识》，坐在床边沉思起来。她想，除了余永泽和王晓燕知道一点她的情况，而最近最清楚她的情况的只有戴愉一个人了。余永泽还不致告密她；而纯洁正直的王晓燕更不会；可是戴愉又怎么可能呢？他是革命同志呀？她茫然了，想不出个究竟来。
“你干吗那么诚实？简直可以说是傻！”她又想起了徐辉的话，自己嘲弄着自己。“叛徒——难道革命阵营中就没有一个叛徒吗？”卢嘉川在最后一次见面时就告诉过她，因为出了叛徒，许多同志才被捕的，这样一想，她觉得戴愉有许多行迹可疑。可是，才一这样想，她又立刻责备起自己来：“不，不，绝不可能！”她又推翻了对戴愉的怀疑，觉得这是无稽的想法。
黑夜，她灯也没开，一直躺在床上七上八下地想着，不知应当如何去认识这些问题。这时，她的心头忽然拥塞了许多言语，她要把这些言语告诉什么人。她渴望、她窒闷。卢嘉川——她最敬爱的人如果这时在这里，那，一切该是多么不同啊！一想到他，她就霍地跳下床来扭开了电灯。她有许多话要对他说，她要写。
“卢兄：”她坐在桌前写了这两个字又把它抹去，接着再写下去就不提名道姓了。
我最亲爱的导师和朋友：在北平，在一九三三年的十月十九日我写这封信给你。可是，此时我不知你在何处，在什么监狱，甚至遭受了什么样的命运，我全不知道。然而，朋友，我不能不写呵，我要告诉你，有许多话要告诉你。首先告诉你最重要的一点，你听了是会高兴的，这就是：我已经从过去的彷徨、犹豫，坚决地和你走到一条道路上了。我已经战胜我身上那种可怕的小资产阶级的毒素——留恋旧的情感、无原则无立场的怜悯，而投身到新的生活中了。具体地说，我已经离开余永泽了。
想起过去一年多的日子，朋友，我是多么沉痛、悔恨、羞愧难当呵！我去找李大嫂的那个夜晚，回来之后，你已经走了，接着你就被捕了。在你遭遇危险的时候，我没有能够及时帮助你，这是我终生难赎的罪恶，是我永不能饶恕自己的过失。但是，我没有被这种悔恨的心情压倒和吞没，所以，我不请求你的宽恕，我只想告诉你：你被捕了，但是，我又起来了。而且，我相信会有千千万万像我这样的青年也站了起来。虽然，我很幼稚，绝不能和你相比。
写到这里，她思索了好久。窗外西风卷着落叶敲打着窗纸。深秋了，她穿得不多，从窗隙透进来的冷风，使她感到了微微的寒意。但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激情，在她的心里汹涌着，使她忘掉了冷，忘掉了迫在眉睫的险境，一泻而下地写下去：
最敬爱的朋友，我还要告诉你：我也经受了一点考验。最近的遭遇，几乎叫反动派把我毁灭了。然而，正当我危急万分、走投无路的时候，还是党——咱们伟大的母亲向我伸出了援助的手。朋友，我虽然焦急、苦恼然而，我又是多么幸福和高兴呵！是你——是党在迷途中指给我前进的方向；而当我在行进途中发生了危险，碰到了暗礁的时候，想不到党又来，援救我了……现在，我还没有脱离险境，可是，我有信心会离开。一想到我的生活也像你们一样，充满了传奇、神话一样的故事，我是多么快活呵！
最后，我最敬爱的朋友，我还要向你说两句心里的话，从来不好意思出口的话……不要笑我，如果你能够见到这封信，那么，同时你会见到一颗真诚的心……不要笑呵，朋友！她不会忘掉你的，永远不会。不管天涯海角，不管生与死，不管今后情况如何险恶、如何变化，你，都将永远生活在我的心里。什么时候能够和你再见呢？我们还能够再见吗？……可是，我期待着。我要等着这一天的到来。如果真能有这一天，出现在我的生命的进程中，那，我该是多么幸福呵！……朋友，但愿我们能够再见吧！保重，你坚强的斗志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信写好了，道静读了又读。此刻，她捧着的信，仿佛不是她写给卢嘉川的，而是卢嘉川冲破万重困难寄到她手里的信。她贪婪地读着自己所写的信，沉醉在一种异常激越的情绪中，忘掉了包围着她的阴云和苦恼。
“怎么交给他呢？”在天将破晓的黎明中，她捏着信微微地笑了。确实，这是一封无法投递的信。
第二十九章
王晓燕走进父亲的屋里，耷拉着脑袋一言不发，好像有多大心事。母亲急了，忙着问女儿：“燕，你怎么啦？又是为功课着急啦？”
“不！”晓燕摇摇头，皱着眉，比平日更大人气。
“哎，怎么啦？跟我们说说呀。”
晓燕把头放在桌上还是不言语。
王教授走过去，扳起女儿的脑袋，慈爱地点着头：“晓燕什么事都不瞒着爸爸——好孩子，有什么难事对爸爸说吧！”
“爸爸，你们一定要帮助我！”晓燕看看父亲，又瞅瞅母亲，满脸带着忧郁。
“说吧，孩子，什么事叫你这么为难？”
“林道静叫国民党坏蛋逼的非常急，她一个亲人也没有，我为她难过。爸爸，咱们一定要救她……”晓燕说着掉下泪来。
教授和夫人同时惊疑地望着女儿，使劲分辨自己的耳朵里都听到些什么话。
“爸爸，我已经答应她了，我们一定要帮助她。你看她遇到的事是多么叫人气愤呀！”于是她把道静的遭遇从头向父母说了一遍。听完了，王鸿宾教授把眼镜摘下向空中一甩，拳头击在桌上喊道：“岂有此理，真正岂有此理！”说到这里，好像觉得自己太冲动了，他把话闸住，想了想，这才平静地说，“好吧，晓燕，别着急！叫林道静也别着急，我们来想个好办法。”